烜

城市发展（中央集权）（虹吸效应）

先是有孤立的城市，再产生城市群；一个城市会不断吸引人口和产业集聚，城市聚集的人口越多，当然也就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相互服务的需求。依托于交通要道和枢纽产生的城市，人们的交易行为促进了要素的聚集，产生了城市的雏形。

进入工业化时期之后，工业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劳动力来参与机械化生产，而劳动力的聚集则扩大了城市规模。工业发展产生了更多劳动密集的就业机会；人口聚集提供了人们相互服务的需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集中投入，更容易产生规模效益。

工业化中期之后，城市地价的上升导致人的生活、就业成本，企业的环境、土地成本增加，需要向成本更低的城市近郊区和远郊区转移，这给周边中小城市带来了发展机会。

在交通基础设施配置不足的时代，人们倾向于选择将中心城市作为迁徙和就业的目的地，可以大大减少出行距离和通勤时间。由于空间狭窄，“虹吸效应”更加明显。但是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交通便利性使得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同步均衡发展。

中国城市优质要素和资源向高等级中心城市的过度聚集，是通过行政手段带动的。行政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带动优质要素、资源向高等级城市集中，随之而来的其他市场要素也相继跟进，造成了高等级中心城市的人口和资源高度聚集。中国的中心城市还有另外一个体制优势，就是可以通过土地制度降低发展成本，吸引产业在周边新城新区聚集，同时利用户籍管理体制，限制外来人口的落户，但鼓励劳动力自由迁徙。随着优质要素和资源的进入，人口伴随着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向中心城市集聚。既吸纳了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同时又减少举家迁徙的低收入人口过度聚集而产生贫民窟。因此，“虹吸效应”在中国的中心城市表现为优质资源和要素的聚集，而不是大量人口举家在中心城市落户。省域内有能力到中心城市购买住房的人口，显然与优质资源和要素的需求相匹配。

负面后果。一是城市优质资源集中导致了地价上涨，带动了房价提高。毕竟优质资源在中国是严重短缺的；二是城市包容性越来越差，因此产生了对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排斥。三是城市需要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支撑因人口过快增长而产生的公共服务提升的需求。在房地产发展受到限制之后，这些财力增长的土地出让来源也受到扼制，只能更多地依赖产业税收。受到地价和成本的约束，新增产业发展空间不能在成本高的主城区，只能到成本相对低的郊区选择新城和新区作为产业发展空间，而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也将受到限制；四是中心城市热衷于通过增设市辖区，把一些县级市或县改成区。这样在发展空间上减少了竞争对手，反而不利于市场配置要素和资源；五是跨城市行政管辖区的其他城市，在资源和要素以及土地计划指标分配上，都受到上级政府的约束，所以自身发展空间和引进投资机会都处于竞争劣势。

解决手段：放权，在规划中给与中心城市辐射圈内的中小城市更多发展机会和空间。可以通过行政控制来实现规划引导，防止滥占耕地。加快中心城市联接周边中小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缩短中心城市郊区、周边小城市的居民进城就业的通勤时间。可以实现服务业就业在中心城区，居住在郊区，实现合理的就业和居住行为的空间格局。允许外来务工就业人口，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间流动人口，在距离中心城市一个时通勤圈范围的小城市，实现落户和市民化进程。在这里按照相应的收入水平，建设对应的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项目，让他们在这里完成城市化过渡，同时也为他们通过稳定的生活和较低的成本，形成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以至于市民化的预期，也为城市人口结构注入了新鲜活力。居住在中心城市的主城区，可以获得最好的就业寻租机会，而居住在郊区的小城市，可以大大降低居住和生活的成本。从两个方面都可以形成家庭的最佳收益。

疑问：中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之所以很难在产业空间重组中获得合理的发展机会，是因为开辟新区的占地成本要通过中心城市主城区的房地产开发收益作为补偿。土地出让收益中一部分红利可以转化为主城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资金。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阻断了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

受到地价和成本的约束，新增产业发展空间不能在成本高的主城区，只能到成本相对低的郊区选择新城和新区作为产业发展空间，而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也将受到限制。